成为了必然。

　　然而，这样的分析不免过于强调个人权力欲和意识形态在此种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吴安平觉得，西北要想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自己所希望的局面出现，或许更应该从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出发。这样或许更容易找到破局的捷径。

　　而后世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及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曝光，为吴安平的独辟蹊径，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本意是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但当天下午，在其意识到并无特别危险和阴谋后，他便采取积极措施，使国共合作重新恢复了常态。这件事本身而言，更多是由蒋介石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引发，其实是一种表达内心不满的冲动行为，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同时，也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介石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何香凝径直去质问蒋介石，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

　　吴安平觉得，这种情况恰恰反映出蒋介石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做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另一明证或许便是，他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在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后，就已满足，并匆忙取消了戒严。

　　“中山舰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介石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自然让蒋介石高度紧张，但他没有想到，苏联人竟会首先采取退让政策，而起初不以为然的各军事长官，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

　　蒋介石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没想到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这反而使其内心生出几分傲慢与轻蔑。而这一事件，或许就是蒋介石后来，更倾向于以强力解决内部纠纷并实现政治目的开端。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虽意外发现苏联和中共虚弱不堪，但应该仍没有与之决裂的念头产生，一再声明李之龙如果有罪，也不能牵涉到整个共产党。当然，实质李之龙只是此一事件的无辜牺牲品。但此时，由于蒋介石的理由经不起推敲，虽取得成果，但因多少有些亏心，其内心实际变得更为多疑和敏感。

　　苏联人和中共虽未与其对抗，国民党左派及汪精卫虽也诸多退让，但自然会有许多不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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