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激烈言论，虽未指明是针对蒋介石，但蒋介石本就多疑，此时更难免主动会对号入座，担心自己会被苏联及中共视为中国的凯末尔。而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一类，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

　　蒋介石自觉深受威胁，但事实上，非根本调整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就不足以遏制苏联及中共的影响，也就无法消除威胁。于是，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改变，迅速转移到了改变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即彻底解决国共纠纷的方向上来。

　　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威胁实在要大得太多。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蒋介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

　　因此，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的提案中，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次要内容，而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变成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权力的说明。这即是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也是“限共”的开始。

　　但此时的蒋介石，仍没有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虽在整理党务一事上态度坚决，却同样深信不能排斥共产党，否则必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蒋介石对鲍罗廷也说，孙中山的策略既然是联合各阶级，他自然不会违背教诲搞分裂。国共两党最终其实是达成了相当妥协，甚至由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交了组建两党联席会议的提案。

　　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虽是对共产党的严重限制，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在最后的训令中，仍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真实目的是要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他是黄埔军校校长，又亲自带兵打仗，所以同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不愿因过度反应而造成军队内部分裂，逼走共产党人，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基于此种心态，蒋介石虽然对自己的看家本钱第一军，不得不断然处置，令共产党员退出，却又不愿意看到两党关系根本破裂。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最能奋斗”的青年，可能因此不能参加他的军校，也永远无法参加他的军队。他还是反复宣传国共两党应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希望共产党员明白，中国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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