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明朝自建国以后，盐税一直都很稳定，大约在一百二十五万两上下，所以给饶感觉就是利润虽大但也不过如此。

　　明朝的盐场每年都是按照户部给出的下户数进行生产，所以明初的全国六千万人口，到了明末依旧大体就是这么多。

　　但实际上，明朝此时人口早就翻倍，只是因为统计不准确所以朝廷并不知道。

　　但是做为最底层的官吏，虽然他们也不清楚这些数据，但是可以根据售卖的食盐大致推算出来。

　　朝廷按照六千万人口生产，发放的盐引哪里能满足需要。

　　盐场想法设法的增加供应量，但是盐引就这么多，所以每年盐政衙门就要和户部商议此事，想出理由处理这些余盐，或者卖出盐引牟利。

　　明朝初、中期，食盐并不是普通商品，民间店铺里是买不到的。

　　不管是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食盐都是有地方官府从盐运司提取出来，再按户头给甲长、里长按户分发下去。

　　实际上，那时候的食盐类似计划供应模式。

　　不过随着人口增多，食盐需求增加，盐商们发现其中有机可乘，所以“土商”出现。

　　鄢懋卿在提到运盐法则时：“宜按地里远近，户口多寡，分上中下三则，某府几何，某县几何，派定成数，令各商运盐分投其地，有司责土商转卖。”

　　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已经逐渐退出食盐的分配，只是按照户数要求供盐数量并且抽税，而食盐则开始由牙行和商铺进行出售。

　　这样就有力的隐瞒下人口激增和供盐数量增加的秘密，为盐商在其中大赚特赚奠定了基础。

　　虽然解决了下游问题，可上有盐场还卡着，有需求但是没有供应也不行，特别是明朝官府对盐价管控非常严厉，各地盐价每岁都要作为政绩往上报告，朝廷要知道各地盐价到底是多少。

　　所以，盐商很机敏的控制这市面上盐价，但是却大量出售私盐。

　　不过明朝官府一直对私盐打击力度很大，《大明律》规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情节严重者可判死刑。

　　对于终赌买卖，《大明律》也有明确规定：“沮坏盐法者，买主卖主，各杖八十，牙保减一等，盐货价钱并入官。”

　　也就是零售阶段，买主和卖主都要受到处罚。

　　不过私盐毕竟数量不多，灶户产量有限，在保证盐场的生产任务以后，能剩下的已经不多。

　　于是，从官方盐场增大供应就成了满足市场需求最重要的一环。

　　余盐，每当官府要处理时，必然会吸引南地北八方盐商争抢这块蛋糕。

　　要平息勋贵的不满，魏广德觉得抛出盐引就行了，而利益受损的一方其实就是两京的户部和一些地方盐政衙门。

　　相对来，这部分钱财其实最终也落不到朝廷手里，还不如在这里变现给勋贵，让他们少祸祸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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